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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轩华: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规定:地方法院不能简单将企业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发布时间:2026-10-30 08:43:55| 浏览次数: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从无到有历经各种试错、失败、摸着石头过河的新生的财富创造的核心群体,这个时间很短,仅仅40余年。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失误,经营失败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能一遇失败、无力偿债,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堵住重新创造财富的道路。经营失败,还不了债务,不能因此就被认定为失信。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要求,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核实未履行义务的原因,避免把确实无力履行、又没有失信行为的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


地方法院应该查清:企业家是在真实经营中失败,还是靠欺骗获取钱财?是已经尽力却无力偿还,还是有能力却故意赖账?不能仅凭债务没有偿还,就给一个人作出信用与人格判决。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不只是加大执行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列明了纳入名单的情形,包括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妨碍或抗拒执行、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以及违反财产报告制度、限制消费令等行为。第三条又规定了不得依据“有能力而拒不履行”这一项纳入名单的情形。[2]


无力偿债的人仍应如实报告财产、配合执行,但没有偿债能力本身不是失信行为。企业债务与企业家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必须分别认定,不能用企业家身份代替责任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对企业债务危机中的执行问题,早就有过具体说明。


2019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有的企业具有技术力量、熟练工人与发展前景,却因市场等因素暂时出现资金链断裂。债权人恐慌以后,各地法院和有关司法部门纷纷查封,造成“左叼一口、右咬一口,企业不死也得死”的局面。[3]


他提出的处理办法十分明确:尽可能通过执行和解,与双方沟通,让企业渡过暂时的债务危机;有效衔接执行与破产制度,利用重整、和解处理债务;查封和控制财产要有限度,不能明显超标的查封,能够活封的不要死封,选择对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处置方式。他还明确指出,不能把民事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置。[3]


“活封”与“死封”的区别,关系到财富能否继续产生。设备受到控制,但仍能用于生产,企业就可能获得收入;把设备封在那里不能运转,收入来源也就断了。法院控制财产是为了实现债权,不能不考虑控制方式是否正在毁掉财产的经营价值。


2020年,刘贵祥又在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强调,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能够活封的财产不得采取死封措施,对违反要求的行为要追究责任。[4]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要求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杜绝机械、粗放执法,帮助诚实而不幸的被执行人走出困局。[1]


这些要求不是一句“善待企业家”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司法要求:查明行为,核实能力,控制措施要适当,保留有价值的经营活动,依法纠正错误惩戒。


二、企业发生债务危机,地方政府不能先抓人平复民怨


2006年,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李翀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企业家研究中心。


2016年,我又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共同发起成立了该所的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


2018年,一位地方主管经济的副省长特地来到北京向我咨询:一些企业家向社会集资后,资金链出了问题,企业经营难以维持,债权人集体闹事,政府应该怎样处理?


我当时回答,首先查清资金怎样募集、怎样使用。如果一开始就在编造项目,用虚假信息骗取资金,应当依法查处。但如果企业已经真实经营多年,只是在扩张过程中融资,后来资金链断裂,就不能把经营失败与骗子行为混为一谈。还要查清风险怎样发生,各方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例如,企业借款投入需要多年才能收回资金的生产项目,银行却只提供一年期贷款。到期时经营收入不足以偿还本金,企业只能借民间高息资金还银行,再等待续贷。短期借款支撑长期投入,一旦续贷中断,资金链就可能断裂。如果贷款人员又因为没有收到送礼而故意为难企业家,由此造成的危机,就不能全部归责于企业家,银行一方也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家扩张过快,投入超过资金与管理能力。这有他的判断责任,但判断失误不等于欺骗。应当查明融资时披露了什么、各方接受了什么约定,以及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不能看到债权人聚集追讨,就先把企业家当成罪犯。


对于没有欺骗、仍有经营价值的企业,我主张帮助各方协商处理债务,不能为了平复民怨,先把企业家抓起来。人一抓,经营决策、客户联系与日常合作可能中断,本来还有收入来源的企业,反而立即停摆。


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只是厂房、设备和现金。运行系统、客户关系,以及企业家与员工多年积累的专业智慧,共同构成了持续创造财富的机制。毁掉这个机制,就像把一个玻璃花瓶摔在地上:完整时有完整的价值,摔碎以后,股东、债权人与员工争抢到的,会是一文不值的玻璃碎片。表面上处理了企业家,实际上扩大了各方损失,毁掉了以企业家为核心动力创造财富的整个系统。


刘贵祥所说的“企业不死也得死”,与我当时提醒的,正是同一个问题:不能为了处理债务,先毁掉产生偿债资金的企业。


三、破产制度处理损失,也保留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


西方破产制度也经历过从惩罚欠债者,到区分欺骗与诚实失败的过程。


英国1542年的破产立法主要着眼于处置债务人的财产、保护债权人,没有提供清偿后免除剩余债务的机会。1705年的立法开始引入对依法配合程序者的免责,此后又经历条件调整。[5]制度逐渐承认,如实交代财产、配合清偿的人,与隐瞒财产、欺骗债权人的人,不能受到同样的处理。


193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Local Loan公司诉Hunt案”中,阻止债权人依据此前的工资转让约定,追索债务人破产后的工资,并阐明让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重新开始的原则。[6]


这里保护的是人未来劳动与创造的动力。过去的失败已经造成损失,如果后来挣得的收入仍被旧债不断吞噬,重新工作就难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于企业家而言,这也关系到专业智慧能否继续转化为财富。生命自利是人继续行动、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能把这一动力压灭,再指望他产生新的收入。


企业重整则有直接的商业根源。19世纪美国铁路企业发生债务危机,各债权人分别扣押、出售资产,可能拆散完整的运输网络,使其价值大幅下降。法院因此发展出接管与重组办法,1933年、1934年又分别形成铁路与一般公司的相关重组立法。[7]


不能按期偿债,不等于企业没有经营价值,企业家没有创造财富的智慧。继续经营比拆散出售更有利,就考虑调整债务、保存经营能力;没有继续经营价值,就清算财产、依法分配。债权人需要尽可能收回资金,惩罚经营者本身不能替代这一目标。


个人免责与企业重整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并不意味着所有债务自动消失。它们面对的共同现实是:已经发生的损失,不能靠无限追逼消除,必须清理财产、查明责任、处理损失,同时保留未来创造财富的可能。


四、需各方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能用传统道德绑架把责任全部推给企业家


任何一个繁荣的国家,企业家都是财富创造的领袖群体,不是剥削者,企业家与资金提供者都是独立、自利的生命主体。


企业家通过创造价值、交换价值,希望经营获利,资金提供者希望获得回报,双方是因预期合作对自己有利而自愿参与。企业家对经营风险与承诺负责,资金提供者也对项目选择、出资方式与风险判断负责。亏损发生以后,谁都不能抹掉自己的选择责任,把全部责任推给另一方。


入股、借款与个人担保,各有不同约定。企业家不能以“投资有风险”为由否认承诺,债权人也不能在企业家失败后把全部责任推给企业家。有收益时认为所得理所当然,亏损时却要求企业家无限兜底,这是把合作改成单向赌注。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能成为这种道德绑架的依据。如果企业家已经如实交代财产、尽力承担责任,甚至主动拿出原本不承担该项债务的个人资产偿债,就不能因为仍有欠款,认定他没有诚信。剩余债务需要依法处理,债权人也必须面对无法全额收回资金的可能。特别是企业家在银行融资,当时一般都有足值的资产抵押物,银行不能因为资产市场价格下行,为了控制自己的贷款风险,通过法院强制拍卖抵押物无法处理来偿还到期债务,便利用银行的格式合同让法院逼企业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要求法院列为“老赖”,会导致企业家生产无法经营,公司员工失业,地方税源枯竭,在地方这种情况特别多。


儒家文化中的家族荣辱与面子观念,又容易把经营失败变成人格羞耻。企业家觉得辱没家门、无脸见人,家人也可能把生活水平下降全部变成对他的责难。需要总结的经营错误,被羞辱取代;需要共同面对的困难,被推给一个人。持续逼债、社会污名与家庭压力叠加,可能把失败者逼入绝境。


法院应当依事实与法律处理债务,不能用公权力强化这种道德判决。错误地列入失信名单,不仅伤害个人信用,还可能使经营合作受阻,形成越难挣钱、越难还债的循环。债权人本来希望收回资金,结果也会被这种处置方式损害。


五、我亲历的一个案件:当私人债权与司法权力纠缠


我本人在湖南省永州市经历的一起案件,使我深切感受到,私人债权一旦与地方权力、司法关系纠缠,企业家会承受怎样的压力。


这起案件中的一名债权人曾任法院院长。按我的亲历,他利用职权向永州江南财富公司出借300万元,要求我个人提供担保,约定年回报率18%。截至2021年,公司累计已支付利息320万元。


2018年以后,公司经营出现困难,我没有逃避责任,而是拿出个人固定资产,与相关债权人于2021年2月21日签署《债权债务收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处理相关债权与投资权益。协议约定,对方先偿还约152万元银行贷款,再办理资产过户。


对方没有履行这一还贷义务,却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行后反悔,不再愿意履行已经签订的收购合同,反过来起诉我与公司。冷水滩区法院居然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收购协议,相关债务金额由462万元扩大至590.88万元。


在我看来,对方未履行约定义务,却借助自己在法院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通过诉讼摆脱了自愿签订的收购协议,把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重新推给了我与公司。这正是我所批判的官官相护:私人债权人借助司法关系,把自己的违约与市场损失转嫁给企业家。面对这种权力与关系的纠缠,企业家往往敢怒不敢言。


法院判决对方胜诉后,对方又申请冷水滩区法院执行局将我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也就成了人们口中的“老赖”。公司已经支付320万元利息,我又拿出个人资产处理债务,最终却经历协议被判解除、债务金额增加,再被贴上失信标签。


这个案件最值得警惕的,是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普通债权人只能依据合同、通过法律主张权利;具有职务背景与司法关系的债权人,如果借助这些关系影响案件处理,就可能把自己的收益当作私人利益,把自己的风险变成企业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企业家即使主动拿出资产解决问题,也可能被一步步推入更大的债务与信用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特别关注这类私人债权与地方司法关系纠缠的案件,防止公权力成为特定债权人的收债工具。“欠债还钱”不能掩盖双方的履约责任,“维护诚信”也不能成为把市场损失全部推给企业家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与历次要求,必须落实为具体审查:财产是否如实申报,有无隐匿转移,究竟有没有履行能力,未履行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法定失信行为。应当纳入的依法纳入,不应纳入的不能纳入,错误纳入的依法纠正。执行中不能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应当保留有价值的生产经营,依法运用和解、重整等方式处理债务。不能把案件数量、执行压力或债权人的情绪,变成扩大惩戒的理由,更不能让私人利益影响司法判断。


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社会领袖群体,他们的专业智慧,正是在试错、冒险、失败与承担责任中积累起来的。失败需要付出代价、修正错误,但不能因此取消再次尝试的机会。成功时大家分享收益,失败时却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再背上长期伴随的“老赖”污名,这样,谁还敢创业?


观念决定制度,制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结果决定命运。把经营失败等同于失信,就会使人害怕冒险、放弃创新。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要求区分失信与失能,地方法院就不能简单以欠款未还作出信用判决。


惩罚欺骗与故意逃债,让各方承担自己的责任,同时保留诚实失败者继续创造财富、恢复偿债能力的机会,才能保护债权人、企业家与劳动者的实际利益。否则,创造者被压垮,经营机制被拆散,创新动力被削弱,一个国家又怎么能走向繁荣富裕?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严格区分失信、失能被执行人强化信用修复典型案例》,2025年7月25日。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2017年修正,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及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失信名单与限制消费属于不同措施,本文重点讨论失信名单的适用。

[3]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2019年3月12日。刘贵祥回答关于执行力度与善意执行的问题,内容见新华网、中国政府网发布的记者会实录。

[4] 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出席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视频会强调: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切实保护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2020年1月。

[5] 英国议会《议事录》,1866年5月10日、1869年4月5日破产法案辩论,对早期英国破产立法与债务免责演变的回顾。

[6] 美国最高法院:Local Loan Co. v. Hunt,292 U.S. 234,1934年4月30日判决。

[7] 美国犹他州破产法院关于铁路接管与企业重整历史的判决说明;美国联邦法院公布的2010年破产规则咨询材料,对1933年、1934年相关立法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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